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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从洋务新政到辛亥革命”单元，集中讲述了中国近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进程，即由“制器”到“改制”的发展历程，其中“戊戌新政”一课则是承上启下的一环。从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社会需求的宏观角度分析，戊戌新政既是世界变革大潮对中国社会制度冲击的必然反映，也是中国社会试图“前行”的自然回应；但从微观角度来看，戊戌新政又是一次由中国知识分子掀起的有统治集团上层左右的独立的变革尝试，它是继洋务新政“制器”强国难以见效后试图以“改制”救亡的变革运动，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先河。戊戌新政事件本身地位的独特性决定了在授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上述关系，既独立成章，又不离中国近代化宏观趋势和世界发展大势，以中国和世界整体发展的视野，探寻到事物本身的意义和相互的联系。本文以《戊戌新政》一课的执教为例，通过对几个教学环节的处理尝试，探讨教学中如何解决历史事件个体与中国和世界两个整体之间的关系。
一、从中国近代化全景“承上启下”的环节特点出发，定位《戊戌新政》的切入点：“洋务‘制器’下的‘改制’呼声”。戊戌新政是在中国19世纪中后期试图求强、求富的洋务新政难有起色甚至破产的背景下发生的，表面看，它与洋务新政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接力”关系，实是洋务新政时期就已出现的维新新思潮在经过洋务挫折和反思后的再奋起，是中国寻求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延续和深化。同时，戊戌新政也是洋务新政学习欧美的继续和深入，更是近邻日本崛起后对中国知识界强烈冲击而引发的变革行动。鉴于以上两个整体的思考，笔者运用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盛世危言》等材料，以他们对只求“制器”而不愿“改制”的洋务新政提出的尖锐批评，将本课教学的切入点定位在“洋务‘制器’下的‘改制’呼声”，用意有二，一是将维新思潮置于与洋务新政共同的世界资本主义改革大势中去考察，使学生认识到所谓的“西学东渐”，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也有思想文化及社会制度；同样，中国人看待“西学”，看到的也不仅仅是“船坚炮利”，更有“立宪”、“议会”，当时关于“制器”与“改制”的争论其实就是中国不同阶层对世界大势的不同回应；二是调动学生已有的关于洋务新政内容及结果的知识积累，引发学生的进一步思考：第一，在当时，为什么洋务新政能波及中央和地方，而维新呼声却难成气候？第二，怎样的情形才会使维新改制登堂亮相？对这两个问题，对于前者，教师引导学生从专制主义封建体制、儒家伦理纲常观念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习惯和西方船坚炮利的刺激、太平天国的打击等清政府面临的现实需要出发，认识当时人们选择“中体西用”以图富国强兵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对于后者，学生能很自然地运用已有知识得出结论，即随着甲午战败，洋务新政的富国强兵梦破东瀛，新政的天平已不可逆转地向“改制”倾斜，涌动于洋务新政时期的维新思潮将在中国社会的骤变中汇聚成一股冲击旧秩序的强大力量，中国近代化的新政运动将进入到一个斩新的阶段。
二、从中国近代化内涵深化的角度，突出戊戌新政内容之“新”。从洋务新
政到戊戌新政，无论是新政的主持者，还是新政的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学生从概念上容易理解，但如果深入探讨：新在哪里？何以为新？学生的回答就往往浮于表面，难以从近代化的全方位意义考察，更难以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对中国的影响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据此，在处理戊戌新政较之洋务新政之“新”的环节上，笔者以相扣的两个问题为引子：①与洋务新政相比较，戊戌新政的内容有哪些特点？②这些特点与当时中国和世界发展的背景有何联系？对于前者，学生通过课文内容及教师提供的相关资料可以较直接地得到答案，如新政规定准许臣民上书言事，裁撤冗官闲衙，事实上已涉及政治领域，这是洋务新政无法望尘的；新政既提出发展工商实业，更要求设局保护工商实业，经济领域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已远超洋务时期；同样在文化教育领域，已不只停留于培养洋务专才，而是面向国民教育；更向科举制度开刀，废八股改试策论。因此内容上的“新”可以通过内容本身的比较分析得到结论：戊戌新政已是一次系统而全面的社会变革，试图以关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变”，达到社会的转型，而不是洋务派那种零敲碎打的变革。对于后者，中国的新政改革如何与中国的局势和世界的大势相联系，学生一般多停留于对洋务新政的反思这个层面，较机械地将“器物革命”到“制度革命”看成是简单的必然步骤，甚至想当然地认为，当时中国只有此路可走，而不是理性地思考戊戌新政出现的宏观背景和其本身所要达到的宏观目标。为此，教师增加了一个思考题：以1894年孙中山兴中会成立及其纲领引起学生思考——为什么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家的主张几乎与维新主张同时期提出，换言之，中国近代化步骤在当时存在着不止一个选项或方案，但为什么维新方案较容易被人接受？此问题一出，学生的思考明显地转向更深层次的分析，但教师的目的不是要学生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是提出而不展开，留存下一课“辛亥革命”时探讨），而是给学生一个思考的拐点，即不能机械地认为戊戌新政的方案是自然的、唯一的，它只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要求政治改革的一种方案，政治制度变革才是必然的要求。在教师引导下，学生将戊戌新政与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宏观要求结合起来，就较容易地把视野投放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对中国的影响，投放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与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等当时中国与世界的整体背景之中，在联系与比较中理解戊戌新政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显现的特点，事实上是时代之所求，是欧风美雨吹打下中国在特定时期的自然选择。
三、从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看待和评价戊戌新政的短暂存在和历史价值。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除了中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性以外，很大程度上是与在这一进程中统治者的参与度和新政推行者本身的地位与作为有关。正是因为统治者的参与，决定了新政的内容和范围有极大的限制性，其命运也就无法摆脱统治者的掌控；也正是因为新政推行者的自身地位和作为，决定了新政难以克服先天的危机和不足而无法持久。就戊戌新政而言，学生一般看到的是它的短暂，并很自然地将这种短暂归咎于皇帝的无权和掌权者的镇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从深层次来看，事由远非这么简单。仔细考察以新政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不难发现，在当时状况下，我们称之为“近代化”的过程，其实是与清政府的“自救”紧密相联的，只要符合“自救”意愿的新政，最起码在理论上统治者是能够接受的，这就形成了“维新意义上的新政”与“自救意义上的新政”交错存在，互为利用的复杂局面，但统治者在“自救意义上的新政”的底线是非常明确的，即根本点只为自救，不为改制。所以，当政治热情有余而政治经验不足，且缺乏基本社会力量和基本政治权力的维新推行者，以他们“维新意义上的新政”挑战统治者的底线时，其结果只能是政废人亡。为了让学生理解上述复杂关系，教师用一组有趣的数字作引子：从早期维新思想的出现到戊戌新政推行，有3年余约1万多天；从“公车上书”到新政推行约3年1千多天；新政从颁布到被废除共1百多天——进而提出问题：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为什么能够容忍维新从思潮发展到运动直至新政实践？而且新政还能持续100多天？这个问题的设置意图更多的是让学生能够从“新政的存在”去思考，给学生提供更大的思考空间。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教师再提出以“新政的短暂”为侧重点的原因分析，就显得较为顺利，更重要的是，学生经过前一问题思考的积累，对新政短暂而谢幕的原因考察就显得宏观而周密，而且，“存在”与“短暂”的强烈对比与反差，更能激发起学生的探究兴趣。通过对围绕在戊戌新政时期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其各自意图、心理的逐一分析，学生能够得出综合的结论，这是教师预设与课堂生成的较好结合。
“诚然，在世界现代化的大趋势面前，维新派以“新政”的形式作出了中国人的回应，他们在洋务新政的基础上，将“西学”的外延和内涵进一步扩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继洋务新政后又跨出了从“技术”到“制度”的可贵一步；戊戌新政试图完成从封建专制时代向资本主义民主时代的变革，这一行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了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无疑在当时的中国起着积极而进步的作用。”这是教师在本课结束时的一段话，但讲这段话的目的并不是给本课内容一个定论，对于如何评价戊戌新政，教师接着上述这段话，进一步引发了下面几个意在拓宽学生思考视野的问题作为本课结束语：“那么，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到底是什么呢？‘西学’的外延和深层次内涵又是什么呢？戊戌新政给中国近代化的途径探索带来哪些思考呢？”
按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相关精神，高中历史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培养学生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能力，如何将单个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等融入宏观的历史整体之中，这应该是历史教学的重点之一，本课的教学有意识地在这方面作了尝试，其用意就是希望通过不断的探索，使学生养成整体把握历史的能力。